3.集体的责任义务用语存歧义 这一问题反映在修法后第66条的土地收回制度。

如果历史能重演，想来宪法法院会更加谨慎小心地对待这个问题。马岭：《宗教自由之但书》，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9年第2期，第35-40页。

[69] 如果不能判断某个观点本身是正确还是虚假，那么也就很难有效判断其是否被真诚信奉。在德国，对山达基是否属于宗教团体，存在很大争议，联邦劳动法院即持否定意见，参见Juliane Kokott, in: Michael Sachs (Hrsg.), Grundgesetz Kommentar, München: C. H. Beck, 8. Aufl. 2018, Art. 4 Rn. 23. [53] BVerwGE 90, 112 (112); BVerfGE 105, 279 (293). [54] Peter Unruh, Religionsverfassungsrecht, Baden-Baden: Nomos, 4. Aufl. 2018, Rn. 92. [55] Claus Dieter Classen, Religionsrecht,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 Aufl. 2015, Rn. 153. [56] Ernst-Wolfgang Böckenförde, Schutzbereich, Eingriff, verfassungsimmanente Schranken. Zur Kritik gegenwärtiger Grundrechtsdogmatik, Der Staat 42 (2003), S. 165 (183). [57] Karl-Hermann Kästner, Hypertrophie des Grundrechts auf Religionsfreiheit ?, JZ 1998, S. 974 (977)。[24] 废物间活动案是宪法法院在宗教自由领域的第一个重大裁判，对德国宪法宗教自由意涵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摘要:  宪法上的宗教概念是界定宗教自由保护范围的起点，但相较什么是宗教，什么被作为宗教自由保护和谁来决定什么是宗教，什么被作为宗教自由保护这两个问题具有更为关键的意义。[14] 林来梵：《宪法学讲义》（第三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98页。

六、结语 半个世纪前，当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法官们写下废物间活动案判决时，肯定不会想到，他们对宗教自由保护范围的教义学扩张，他们所创造的过由宗教信仰引导之生活的权利，会对法秩序造成如此广泛的影响，会在今天引发这么多的争议。如果将这些行为一概纳入宗教自由的保护范围并给予高度保障，那么就有可能影响法秩序的安定性，甚至影响共同体整合，损害民主过程。前者是为了救济个人主观权利，后者是为了维护客观法秩序。

[58]参见萧淑芬：《新兴人权之保障与发展初探》，《中研院法学期刊》（台北）2009年总第4期。[75]参见田伟：《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规范合宪性审查的程序类型》，《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两者虽然都属于给付请求权，但给付的内容是不同的。所以，区分主观权利与客观法的意义就在于此。

国民的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在不违反公共福祉的限度内，立法及其他国家政治的运作，必须予以最大的尊重。[13]一些学者将我国《环境保护法》53条所规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环境保护的权利理解为程序性环境权。

[36]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第4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援引宪法作论罪科刑的依据的复函》。[77]因为国家目标规定作为一种目标程式，其只规定了国家的目标，但对于实现目标的手段则开放给立法机关。当然，如果从限制说出发，那么限制的就不一定是未列举权利了，而是也可能限制宪法上列举的但没有规定具体限制条款的权利，比如宪法上的社会权大多缺乏限制性条款。[34]关于基本权利与行政法上主观公权利的关系，参见赵宏：《主观公权利的历史嬗变与当代价值》，《中外法学》2019年第3期。

笔者对第二种路径持怀疑态度。[23]其次，有人可能会问，如果否认民法环境权的概念，那么如何理解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八章规定的环境污染责任或者一些学者所说的环境侵权责任？这里要注意，环境侵权到底侵犯的是环境权还是其他民事权利？学界的通说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第八章中所讲的环境污染造成损害是指造成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害，[24]换言之，所谓的环境侵权实际上侵犯的不是环境权，而是人身权和财产权。[31]反之，如果是公共利益，则只能由公众来决定，即使公众委托某个代表，代表也必须受到公众意志的约束，此时，个人的主观性是隐退的。日本宪法第13条规定：所有国民以个人的身份受尊重。

（2）支持现有的环境法和政策的贯彻和实施。文章来源：《政治与法律》2019年第10期 进入专题： 环境权 基本权利体系 。

[49]这种客观法的再主观化在我国法律中也存在。[74]除此之外，还有公民环境保护义务模式、程序性环境权模式。

因为这里的合法两字，从1982年我国《宪法》的原意来看，是指合法地行使，[53]即其他公民只有合法行使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对方才不能损害。主观诉讼只能由特定人提起，该人必须是权利的被侵犯者，而客观诉讼对于原告适格往往不加限定，因为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为了公共利益来起诉。比如根据我国《人民武装警察法》7条第5项，武警有在直辖市，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以及其他重要城市的重点区域、特殊时期进行武装巡逻的义务，但是并不能从该条中得出公民有请求武警巡逻的主观权利，因为武警的巡逻是在保护公共利益，而非保护某个人的权利。[5]因此在证成我国宪法上的环境权的时候，如果借鉴德国基于德国《基本法》文本的独特做法，否定的恐怕不仅仅是宪法环境权，而且连同宪法上的社会权也一同否定了。Vgl. Hans Kelsen, Allgemeine Staatslehre, Verlag von Julius Springer, Berlin,1925, S.57,59. [32]参见前注[14]，叶俊荣书，第226～227页。其三，可诉性主要用于原告适格（Klagebefugnis）的判断，即用于立案阶段，而非用于实体审理阶段。

（6）加强对政府的环境问责。[77]参见张嘉尹：《环境保护入宪的问题——德国经验的初步考察》，《月旦法学杂志》（台北）1998年总第38期。

最后，有学者可能指出，对于那些没有造成个人的人身、财产损害而仅仅是环境公益受损的情形，如果不承认民法环境权，是否就无法获得救济。其三，基于社会国原则的论证。

（9）教育公民、法官、政治家和公务员，提高对环境保护紧迫性的认识。[43]同时，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11条将环境权益的主体界定为公众，也符合了环境权作为一种集体权利的性质。

博肯福德认为这是一种例外情形，即国家在履行宪法任务的时候处于不作为、重大疏忽或者不存在可替代的措施。一方面，两者保护的法益不同。这可以通过将社会给付局限在最低标准来克服。有学者将民法环境权的内涵界定为环境人格权、环境公共地役权和环境获益权三种。

[25]参见前注[22]，张震文。[17]参见前注[15]，王锴文。

程序权要求国家不仅提供程序，而且要提供正当的程序，即公开、参与、平等、效率。可以说，这两种做法的根源都是德国《基本法》缺少社会权条款的规范基础。

如果其他公民违法地行使其自由和权利，比如发表违法言论，其他公民将其检举，则不能认为其他公民损害了其言论自由。[45] 除了从集体权利的角度来证立环境权的主观性外，还有一种证立的思路，即德国法上所谓的客观法的再主观化（Versubjektiverung），它是一种从原本旨在保护公益的客观法中重新解释出主观权利的过程，所以保护规范理论对于再主观化是无法适用的。

[48]Johannes Dietlein, Die Lehre von den grundrechtlichen Schutzpflichten,2. Aufl., Duncker Humblot, Berlin,2005, S.154～160. [49]a.a. O., S.153. [50]参见李震山：《多元、宽容与人权保障——以宪法未列举权之保障为中心》，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台北），第18～21页。[32]这种环境公益诉讼本质上仍然是主观诉讼，只不过是通过主观诉讼来实现客观诉讼的效果，即个人在救济自身权利的同时客观上也帮助了公益的实现。[71]其一，原始的给付请求权，即提供符合人的生存需要的最低给付。这两个内容反映了传统上关于主观权利的本质是意志还是利益的争论，实际上目前采用的是结合理论（Kombinationstheorien），[28]即一并吸收了意志理论和利益理论中的内容。

David R. Boyd, The Environmental Rights Revolution: A Global Study of Constitutions, 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UBC Press, Vancouver, Toronto,2012, p.28. [80]参见周书敏：《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实证分析》，《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另一方面，生活环境关系到人的发展，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对个人人格成熟具有重要影响。

环境权保护的法益虽然是公共的，但谈不上跟民主有什么直接联系，且环境权作为一种可以由集体成员来主张的集体权利，在形式上恰恰是反民主的，故也无法采取捍卫民主的认定方法。因此，如果将环境权作为自由权，会导致环境权的保护范围与其他权利的保护范围完全重合，从而使得环境权丧失了作为一种独立权利的可能。

目前，社会权的请求内容主要有以下两种。[8]基本权利首先是主观权利，如果要论证环境权属于基本权利，就要首先论证环境权符合主观权利的这三个要素。